最近网上流传着题为《纳粹都不如》的文章，署名是茅于轼。在此，我谨以我个人名义郑重声明，我从未写过，也从未授权任何人写过这样的文章。确切地说，我在四川汶川大地震过后，根本没有写过任何关于地震的文章。

刚才韩国电视台因《连纳粹都不如》的文章要采访我，我方知此事，和此问题的严重性。别人写的文章不管是好是坏，我不敢专人之美。

特此声明！

茅于轼
2008年05月20日

　　经济人之茅于轼专栏

　　尤努斯不仅仅是一个小额贷款的发明人、推广人，而且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懂得怎么启发每一个人的内在潜力，充分发挥一个人的创造性，通过这条路来消除贫困，这确实给了我们从事扶贫工作的同志们一个新的视角。

我们很早就知道尤努斯教授的成就。我们并不是不知道穷人是可以享受银行服务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我们的经济改革取得辉煌的成就，可是我们 又有两千多万人还没有脱贫。我们在十多年以前就开始想用什么办法引进尤努斯教授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但是经验说明，我们不太成功。到现在为止，这 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贫困人口，用小额贷款来解决贫困问题的例子非常少，虽然我们试了很多，有二三百个小额贷款机构，不算政府的，加上政府的就是成千上 万了，但是其中能够成功的非常少。

　　我感觉，这次尤努斯教授来访问中国有可能给小额贷款扶贫一个巨大的推动力，要在哪些方面推动？根据我的看法，我们做了十几年，有相当的进步。我 想我们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承认小额贷款一定是高利率的，世界银行的经验，小额贷款的利率就是盈亏平衡的利率，在15%-20%。过去这个 问题有很大的争议，为什么借给穷人钱还这么高的利率，这变成推广小额贷款很大的障碍，现在在有些人的头脑里面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农村的金融 需要各种所有制的金融主体进入，包括自然人，包括企业、法人。这个问题的解决现在已经有很多例子，而且基本上取得了成功。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没解决？还有以 下几个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法律环境没解决。现在我们对小额贷款开了一个小口，各个地方政府批准作为试点，全中国这么大的地方，一共只有七八家。而且这 七八家是怎么成立起来的呢？据我所知是通过招投标竞争，由政府批准，这样一个制度不成为小额贷款成长的法律环境。应该跟工商注册一样，有一套办法，只要符 合这些条件就可以成为小额贷款公司。现在所谓开了一个口不算是一个正常的法律环境。

　　第二个问题，小额贷款必须是又有存又有贷，我们现在的规定是只贷不存，不许可吸收存款，一上来吸收存款，把人家的存款卷跑了，人都找不着了，这 就出大事了。需要谨慎，这是对的。但是总是不许又存又贷，这就像尤努斯教授讲的，把一条腿割断了，就剩一条腿怎么走？农村的小额贷款最终一定要变成又存又 贷。开始可以做一些限制，比如前三年不许吸收存款，从第四年开始可以少量吸收，到第几年可以不受限制吸收存款。又贷又存是尤努斯教授告诉我们的经验。

　　第三个问题，由谁来监管，由谁来制订一套办法没有解决。尤努斯教授讲了，由现在的银行监管系统，用它的条例来管小额贷款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个 专门的委员会来专门监管农村的小额信贷运作。我从1993年开始做了农村的小额贷款，这个贷款在全国几百个小额贷款当中有两个不同点，第一个不同，是唯一 由私人出钱来举办的，不是政府办的，也不是外国机构办的，就是我本人和我的亲戚朋友拿钱出来办的。第二个不同，我从1993年办到了1998年，资金非常 有限，我没有多少钱可以提供，到了1998年也就是五年之后，我感觉我们必须吸收存款，否则做不大，于是开始在我的朋友中间跟他们借钱，拿他们的钱放到农 村去做。又过了三年或者四年，大概是2002年，我开始吸收当地老百姓的存款，这么一来，资本的运作资金加了四到五倍，我们从几百块钱现在做到了130万 元，当然这个数目非常小，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比较我们跟孟加拉的经验可以看到，中国也有很多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只要给他们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中国的小额 贷款是有非常光明的前途的。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

　　现在看来，央行还没有认识到通货膨胀的严重性，还是抱着通胀不会急遽恶化的幻想

　　□茅于轼/文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一季度CPI高达8%，涨幅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治理通胀正成为中国政府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CPI指数短 期内有突破两位数的可能。不少媒体的朋友问我，物价增长速度为何如此之快？我的答案都是，通货膨胀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供给相对于市场所需要的货币量 超额太多。

　　从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最近几年，由于持续的“双顺差”和外汇储备规模大幅度增加，以及人民币汇率加速升值的影响，为了对冲巨额的外汇占 款，央行加快了基础货币的投放力度，货币供应量始终处于高位运行，货币供给的增幅大大高于GDP的增幅。货币一多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而且容易造成包括楼市 和股市在内的资产泡沫。

　　当然，现在的通胀主要是农产品价 格上涨引起的，但本质上依然是货币问题，换句话讲，通胀是“钱不值钱了”，并不是因为某种物品涨价，带动了物价的上升，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某种商品涨价 会不会引起物价全面上升？如果钱的购买力不变，物价水平不会上升。一种商品涨价会有另外一些商品降价，物价总水平不会变化。比如前两年石油价格涨了三倍， 跟石油有关的许多商品，如出租车，都涨了价，但是物价总水平并没有上升。

　　通胀既然是货币问题，就得用货币及有关货币的政策解决问题。这是中央银行的事，不是商务部和发改委能管的。管一下欺行霸市，价格串谋，当然有好 处，但是解决不了通货膨胀的问题。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将通货膨胀怪罪于农业歉收、石油涨价、工会抬高工资、唯利是图的企业家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钞票回笼的过程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因为不管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他们就不容易拿到钱，比如说生产者的产品在回收货币的过程中就很难 卖掉，产品上了货架半天没人买。从消费者来讲，本来赚钱就很不容易，一回收货币就更不容易了，而且就业又困难，反正是各个方面要拿到钱的难度越来越大，但 这是治理通货膨胀必然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现今，我认为央行还没有认识到通货膨胀的严重性，还是抱着通胀不会急遽恶化的幻想。但目前看来是越来越控制不住了，银行利息率现在依然还是负的，而且负的越来越多，这本身就加速了通货膨胀，因为钱很容易得到，成本很低的就能拿到钱，治理通货膨胀是要让钱不容易得到。

　　虽然目前中国和美国的利率已经出现倒挂了，加息可能会导致热钱的涌入，但我们必须权衡通货膨胀和防止热钱哪个更重要，在我看来遏制通胀更为重 要。其实热钱推高通胀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扭曲的汇率，所以纠正汇率就显得尤为迫切，汇率扭曲热钱必然将持续进入，这跟利率的关系不大，跟汇率的变化关系更 大。因为热钱明白人民币还要涨，利率不提高热钱也会进来。

　　还有，这次通胀和房地产也有一定的关系，经过这几年的疯涨已经存在着泡沫，在治理通胀的过程中有可能会破裂，这也是个比较危险的事。所有买房的 人和卖房的人都倒霉，1993年和1994年的南方房地产泡沫破裂，北海、海口、贵州等出现了大量的烂尾楼，房地产市场一蹶不振，开发商损失巨大，不少民 工失业了，造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这也是治理通胀的时候不得不注意的问题，必须未雨绸缪，统筹兼顾。

　　著名经济学家 茅于轼

　　■新快报记者 谢蔓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楼价走向将与经济发展走势相关，中国经济受外围影响发展放缓将影响到今年中国的楼市，但从长远 看，未来5到10年，大量外来务工者要进城，将促使中国楼市继续高速向好发展。同时，他再次强调了其一贯坚持的论点——政府建廉租房比经济适用房、限价房 更好。

　　由中国房地产协会、广东利海集团主办的“北部湾高峰论坛”日前在广西南宁举行，会议邀请了茅于轼、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等多位经济专家，就当前经济热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经适房限价房或推高楼价

　　目前国家的住房保障制度包括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三种形式，广州金沙洲的大型廉租房新社区从去年年底开始入住，陆续推出的3个限价房项 目也都引起了市民抢购。而茅于轼则坚持自己一贯的观点，他表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靠的是市场，如果大量搞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大部分人没有资格买经济适用 房只有买商品房，商品房自然就随之减少，届时，会不会因此反而推高楼价还将是一个问题。

　　他认为，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并不能满足多数人的住房需求，而仅满足了一部分人对房产的占有欲，并且限价房、经济适用房政策很容易滋生贪污腐败。 “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无助于财富分配合理化。”茅于轼说，经济适用房只能满足中高收入人群对房产的占有欲，并非低收入人群真正的住房需求，而政府没有责任 和义务满足一部分人的占有欲，而是要保障每个人都有房住，因此，廉租房才能解决低收入人群的实际住房需求。

　　应解放垄断行业转移热钱

　　不少专家认为，近年来，楼价不断飙高的原因之一是国内的投资渠道较为狭窄，大量热钱都涌向房地产投资。

　　茅于轼表示，在资金投向房地产市场过热的情况下，如何化解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泡沫？茅于轼表示，在资金投向房地产市场过热的情况下，从宏观经 济角度讲，泡沫的形成是由于热钱过多，从微观层面讲，是投资者选择的投资项目多在房地产、股票市场，其它投资机会较少，因此出现泡沫。

　　他表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应当将剩余的资金流向非泡沫行业，政府应适当地解放垄断行业，如能源、通信等资金密集的行业，增加投资者的投资机会。

　　上周六，由中国房地产协会、 广东利海集团、2008中国泛北部湾房地产博览会组委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北部湾高峰论坛”召开，会议邀请了茅于轼、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等多位经济专家，就当前经济热点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廉租房更能照顾公平

　　针对通过出台经济适用房、限价房政策来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宅问题的做法，茅于轼则持反对观点。他认为，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并不能满足一些人的住 房需求，而仅满足了一部分人对房地产的占有欲望。首先，限价房、经济适用房政策很容易滋生贪污腐败，因为这类房子主要是通过计划分配，即通过申请批准，并 非通过房子的自由买卖，只要有权批房，自然就有腐败发财的机会，因此经济适用房只能满足中高收入人群对房产的占有欲，并非低收入人群真正的住房需求，而政 府没有责任和义务满足一部分人占有房，而是要保障每个人都有房住，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无助于财富分配合理化。

　　茅于轼更赞成廉租房，他认为廉租房能解决低收入人群的实际住房需求，如农民工住房问题，廉租房虽然不创造财富，但可以照顾公平。房地产市场的繁 荣靠的是市场，如果大量搞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大部分人没有资格买经济适用房只有买商品房，商品房自然就随之减少，届时房价是否会更贵则是一个问题。

　　投资机会少易现泡沫

　　在资金投向房地产市场过热的情况下，如何化解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泡沫？茅于轼表示，泡沫经济的形成从宏观经济角度讲，是由于热钱过多，从微观 层面讲，是投资者选择的投资项目多在房地产、股票市场，其它投资机会较少，因此很容易出现泡沫。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应当将剩余的资金流向非泡沫行业，政府 应适当地解放垄断行业，如能源、通信等资金密集的行业，增加投资者的投资机会。

　　而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陈耀表示，目前一些小型开发商也通过竞标拿地推高底价，今年将会经历一次这样的洗牌，但这正是当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

　　“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目的是促使其持续健康发展，但不宜用药过猛，本轮调控从各项政策上来说还是比较温和，下一步主要看市场的反应，如果营 业税的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有关部门会考虑其它措施，其中包括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陈耀同时表示。针对房地产开发商面临的融资难题，是否会通过进一步降价 来回笼资金，他说，今年的房价应该会继续有所调整。(来源：信息时报 记者 乔倩倩)

咋看“国内游不创造财富说”？

茅于轼：“限制”云云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普及经济学常识相当紧迫

　　【背景】日前，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的小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 院长韦苇提出：发展国际旅游，掏外国人的腰包增加本国外汇收入是应该的。但国内旅游是省域之间互掏腰包，当然也是掏富人的腰包为穷人增加就业机会，但不会 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反而污染环境，消耗能源，损坏文物。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旅游业是要控制在环境、交通、能源可承载的限度内的，所以要控制国内游的规 模。
　　鉴于几年来“黄金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2007年11月，国家对法定节假日正式作出了调整，元旦放假1天；春节放假3天，放假起始时间由正月初一调 为除夕；“五一”由3天调为1天；“十一”3天不变；清明、端午、中秋各放假1天。今年清明节首次成为法定节假日，从4月4日起连休3日，全国各旅行社已 纷纷推出相应的短期旅行计划。
　　中国旅游网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国内旅游总人次达到16.1亿，出游率达122.5%，总花费7770.62亿元。2006年，全国共有旅行 社、星级饭店、旅游区（点）等类旅游企事业单位38147家，从业人员271.34万人，年营业收入达3443.26亿元，向国家上缴营业税139.94 亿元。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认 为，“国内游不创造财富”之说能够在“两会”出现，是十分令人遗憾的，这说明普及经济学常识是多么紧迫。韦苇先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应该对自己的言论负 责；他身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应该明白经济学是一门严谨、成熟的科学。这件事情还表明，我国的经济学教育太值得忧虑了，教育部对此要负很大的责 任。
　　他说，国内旅游与国际旅游一样都能增加社会财富。“财富”不是一个规范的学术术语，与其最接近的范畴是GDP。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双方同意的交换都增进GDP，不管是跟中国人做生意还是跟外国人做生意，都会创造GDP。
　　茅于轼指出，要充分看到国内游的积极作用。国内游可以刺激居民消费，创造GDP。GDP过分依靠投资增长，这是中国经济的顽疾。从GDP的需求方面 看，用于居民消费的比例持续降低，去年已降至GDP的41%，而美国为70%。与此形成对比的是，GDP中用于政府开支的比例却节节攀升，从1994年以 来，这个比例已经翻番，但是，国民享受的公共服务并没有按相应比例增加。
　　他说，发展国内游还可以促进就业。国内旅游属于服务业，服务业能够以低成本创造就业机会，但其发展却很不够。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服务业在 GDP中的比例只增长不到半个百分点，而GDP 增长了78%。从国际比较看，巴西从1992年到2006年，平均GDP的年增长率基本等于就业增长率，都是3%。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内GDP增长率约为 10%，而就业的年增长率仅为1%。他强调，就业能够缓解贫富差距，减少社会矛盾，降低犯罪率。这些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意义重大。
　　在茅于轼看来，“限制”云云，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是绝对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计划经济为什么在全世界失败？就是因为很多自以为聪明的人相信 自己比市场高明。究竟是发展国内旅游还是国际旅游？市场自然会配置资源，要相信市场。他举例说，从前，有很多人说生产啤酒有害，浪费粮食；有的说吃肉应限 制，怕粮食跟不上，现在看来，这些想法太荒谬了。纵然国内游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环境、损坏文物，但岂能因噎废食？决策者及参政议政者不能忽视旅游在改善 公众生活质量上的作用。
　　对于所谓“鼓励去挣外国人钱”的观点，茅于轼认为，中国外贸的顺差造成外汇储备过高，不良后果显而易见。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大赚外国人的钱，而是要管好我们已经挣到的钱。■
　　
　　《财经》杂志实习记者耿欣采写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当然，政治方面也有很大的变化，否则这个经济成就也不可能实现。有人曾问我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什么？我说，主要是三个：

　　第一，财富的巨大增加，这个大家都知道。

　　第二，个人自由大大地扩展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是多么地没自由：穿衣服没有自由，找工作没有自由，想挣钱没有自由， 想旅行没有自由，想思考没有自由。新中国初期有一句话叫：“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也有称“国民党把人变成鬼，解放军把鬼变做人”。但在 改革开放以前，这个“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现在呢？你找工作有自由了，可以当干部，考公务员，可以下海，自己摆个摊儿，干什么都行。到外企也行，出国也 行，旅行也有自由。现在谁都可以出国，而在改革开放以前出国必须审批，批来批去要一年的时间。改革开放以前，买东西也没自由，这要票那要票的，许多东西干 脆没有。现在，只要有钱，差不多什么都可以买了，除了土地以外。所以，中国人的自由大大地扩大了，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第三，对内对外的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我们加入了WTO，加入了好多的国际组织，并且在国际组织里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对内，我们也越来越多 地跟国际接轨。比如，从1840年中国人追求现代化以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现在大体上解决了，我们承认要学西方。我们的法律很多都是 从西方照搬过来的，包括很多重要的观念，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呀、法院呀、律师呀，什么证监会、银监会呀，什么宪法呀，都是从西方进口的东西。但是对于我所说 的“大体上解决”，也就是没有完全、彻底地解决，还是会有人打问号的。我想指出的是，像要不要自由平等这个问题，执政党到现在都还没有松口。在中国，自由 多多少少还是跟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我们已经开始说宪法、说法治、说人权，但说得并不痛快，说得别别扭扭。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强调我们在学习西方 上还是有点问题的。当然，今天毕竟已经跟毛泽东时代完全不一样了。

　　二、不好解决的问题：政权还归于民

　　那为什么中国现在还有问题呢？在一党制之下，经济可以取得成就，但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政权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当这个少数人的利益跟广大老 百姓的利益不冲突的时候，那可以相安无事，但一旦发生了冲突，老百姓的利益就没有了，只有执政者的利益。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首先一个例子就是所有的高级 干部几乎全都是党员，但这个在宪法里头并没有类似规定，为什么中国只有少数党员才能治理，为什么党外人士不能当干部？再比如反贪污，反贪污你要是反到他们 头上那你就倒霉了。有些人不明白，天真得很，我帮共产党反贪污，这不好吗？但一旦你做了，那你可傻透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一个叫郑恩宠的律师，他就是 揭发检举周正毅的，周正毅被判了16年，他也被判了好几年，给他定的是泄露国家机密罪。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你不能够碰它的利益。你要反贪污，它自己也想 反，你要反了陈良宇，它自己也挺高兴的，但你反了一个它不想反的人，那麻烦就来了。这样的例子一多，至少说明这个政权还没有完全还归于民：它可以允许你发 财、创造财富，这是很自由的，但是有一个限度，你不能跟它的利益有冲突。所以，要说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区别在哪儿？区别就在这里！不过对这个问题，我也想 过，它不是很简单的，不好解决，而且它不完全是共产党的问题，实际上跟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都有深切的关系。因此，不能说共产党一还权于民，这个问题就解 决了，中国就民主化了。在中国，上下关系深受传统的皇帝和臣民关系的影响，要改变它，绝非短时之功，好几代人都在努力。现在，这种改变加快了、加大了，每 天都在进行，各种维权的行动、互联网上的意见、新闻的报道，都是一个教育老百姓、教育政府的过程，在多元博弈中大家开始明白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治。

　　法治就两个字，但真正做是很复杂的事儿。全世界能够走上法治的国家少之又少，像印度是个民主国家，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个法治国家，它打个官司要十 几年，那就等于没有法治，这个官司有什么用处？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所以，印度这样的民主还不如没有。我们没有民主，但是我们比印度搞得要好，经济搞得 好那关系就太大了。印度还有人挨饿，马路上有要饭的。中国也有乞丐，但他不要饭，要钱。北京的乞丐你给他个馒头他才不要呢，印度的乞丐他就是要饭、要吃 的。你知道什么叫要饭吗？就是肚子饿。新德里就有饥饿的问题，但中国没有饥饿的问题，这当然大不一样。印度我去过两次，我觉得印度比中国差得太远了：它有 民主，但它这个民主发挥的是民主的坏处，没有发挥什么好处，它没有解决民族、宗教这种纠纷。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印度没有这种方式，它只有表面的选举。结 果，原先打的今天还在打。你看印度的暗杀，从甘地开始，甘地、尼赫鲁的女儿，一个接一个地被暗杀。我们民国初年也有暗杀，以后就没有了。文革整死那么多 人，也没有暗杀过。现在，执政党内无论怎么分歧怎么矛盾，但不搞暗杀。因为一旦搞暗杀就不得了，我相信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这个世界不能破坏。斗归 斗，下台就平平安安下台，赵紫阳下台也还活到了90来岁，这些都是进步。从中印差异来看，我想强调的是：经济的进步是最重要的，有了经济的进步，它就会推 动老百姓想民主、法治这些问题，否则，肚子没吃饱，你想什么呀？首先想肚子。

　　三、道德滑坡跟政治有关

　　至于如何重构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应该是全世界都接受的一个普世价值观，这中间可能有一点儿中国的特色，但它的基础是普世价值观。什 么是普世价值观？平等自由是最基础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对此，中国上下的认识并不一致，尤其是上层还没有完全想通。有人说今天的中国道德滑坡，我想如果 真的是道德滑坡，那跟政治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政治是个“假话政治”，它老是讲假话，你道德怎么好得起来？温家宝叫大家说真话，说真话当然重要。那好， 上头先说真话给大家作个表率，但是，对于中国的很多事情至少上头是不敢公开说真话的，因为，没有一个说真话的环境，更准确地说是没有一个鼓励说真话的环 境。在这种情况下，你却叫人说真话，谁敢说真话？像我们这些傻瓜蛋才说真话，我们说真话基本上就是和习惯一样，说真话就是习惯嘛。所以，道德的缺失、没有 信用、骗人，这些都跟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当然，我们也看到，执政党它也很难，因为它舍不得跟过去一刀两断。

　　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浮夸风。那时，如果你不浮夸，你就得挨整，那是很危险的，因此大家都得浮夸，一直到这个问题严重得根本下不了 台，就是付出了饿死3000多万人的巨大代价才得到纠正。如果能说真话，会死这么多人吗？浮夸、说假话，教训惨重：抗战八年才死了2900万人。

　　所以，道德滑坡，跟政治有关系，政治好不了，道德也上不去。如果外国一个总统他说假话，是要下台的。大家眼睛都盯着总统，你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你怎么能说假话呢？

　　四、发展模式说到底还是跟政治有关

　　政治好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环境也不是问题，为什么呢？我们的经济增长达百分之十几呀，你拿出几个百分点环境就治好了，正因为我们现在的经 济力量加强了，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来治理环境了。先发展后治理这条路是很对的，我们就是走的这条路。你先发展起来了，现在有人力、有技术，就缺个决心，你下 个决心就把它治理了。从客观上讲，完全具备这个条件，你穷的时候想干什么都不行，没钱，也没有人，也没有技术。你看看北朝鲜那个样子，它干什么都不行。现 在中国可以说干什么都行，有钱了你干啥干不了？有污染的厂说关掉一些就能关掉一些，因为也就损失经济增长的几个百分点嘛。现在，我们全国治理环境的费用是 五个百分点，我们的经济却增长了十几个百分点呀，我再拿两三个百分点，那一点儿不难呀。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经济问题不是大问题，能源问题也不是问 题，环境问题虽然是个问题，但不是出在客观上，因为它既有办法可以解决，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出在你不下这个决心。

　　所以，对于有人所说的我们的发展模式有问题，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的发展模式有问题，说到底还是跟政治有关系，为什么？比如，现在我们的税收增 加得太厉害了——2007年，我们的税收增加了30%，GDP只增加了11%，物价涨疯了——但是政府的开销没有限制，老百姓没有权力监督它，拿老百姓的 钱买汽车、盖豪华楼、出国旅游，等等。而且我们的政府收税还不让普通纳税人知道：其实你一打电话就收了税；你在超市买东西发票一打出来就收了税；你付水 费、电费这些都是有税的；连你坐出租车都有税。而在外国，政府都告诉纳税人：价格多少钱，税多少钱，是分开的。

　　当然，如果仅仅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正在慢慢地改变：过去主要靠廉价劳动力，现在慢慢地变成靠技术、靠分工，这样劳动力的价格很快就上升了。最 近这十年，中国的技术进步得非常快。举一个例子，中国现在客运航空的安全居全世界第一，这说明技术非常好，因为这个安全它是一个综合指标——硬件、软件、 人员、素质、纪律——哪一方面出问题安全就表现出来了。这说明，我们要想干就能干好。我们的煤矿它老死人，就是没人管，而我们的飞机就有人管。可以说，现 在中国到了一个靠技术挣钱的阶段了，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生产出很多很复杂的产品，因为有一个和平的开放的环境，老百姓都会自己去钻研，自己就上去了，而用 不着什么号召的。总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逐渐地转向从技术和社会分工来挣钱的模式，原先的低成本劳动发展模式正慢慢地让位给印度、孟加拉国，还有越南 这些国家，因为它们的生产成本比我们要低。

　　如果发展模式不仅仅指经济发展模式，而是指国家发展道路，那么，政治的改变，既是前提，也是根本。

　　五、和谐就是法治

　　对于创建和谐社会，我完全认同。现在我们社会有什么地方不和谐？如果说有什么不和谐，那就是有人侵犯你的自由。正是在这个层面，我认为：和谐的 问题在于利益的划分。至于有人把和谐说成是要取得全球化与民族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什么的，那都是骗人的东西。真正的问题是每个人的利益要得到保护， 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和谐了。设想，即使你有了全球化，你有了传统，你有了发展，如果你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当别人侵犯你时你却不能告状，你到法院去人家拒绝 受理，这怎么和谐得起来？那种情况下，就只有上访了，只有去游行，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社会和谐的可能了。因为，有些人不遵守法律，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和 谐。因此，和谐的问题其实可以说是法治的问题，和谐就是法治。利益怎么划分，是法治来划分的。

　　（本文原载于《绿叶》2008年第2期）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由于连年来我国税收增长率高出GDP增长率一倍多，而2007年的税收增长超过GDP增长两倍，税收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中有更 大的比例被政府征收，留下给百姓就越来越少。税收低的时候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大。但是税收高的时候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越来越大。像现在这样的变化，税收 在GDP中的比例上升，对于贫富收入分配有什么影响，值得我们密切注意。

       税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调节收入差距。其原则是从富人那里多征一点，用于帮助低收入阶层的教育，医疗，市内交通等开支。一般所采取的办法是累进所得税。可 是在我国，由于财产性收入很难征到税，所得税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工资所得，而财产所得是富人的主要收入来源。结果是富人收入中有较大的部分没有交税。不过这 一现象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是一个老问题。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税收在GDP中的比例提高以后，不同收入的人群受到的影响如何。

       大家对税收的印象主要是从个人所得税来的，有些收入低的人不交个人所得税，就以为自己没交税。其实在总税收中个人所得税只占7%，其余的93%也都是从老 百姓那儿征来的。我国的政府很聪明，收了税还不让你知道。不像大部分别的国家，从百姓那儿收了多少税必须清清楚楚地告诉纳税人。我们从超市买东西，价格里 面都包含着税，只不过收据上并不写出来。我们打电话，用电交电费，里面都有税，而且收据上都不写明白。于是大家以为政府多收了税，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只 是关心个税的起征点是1600元还是2000元，而把纳税的大头给忽略了。

       个税以外的93%的那部分都是什么税呢？按照征收的比例高低排列，最主要的是增值税，占36.7%；其次是企业所得税。占20.0%；再其次是营业税，占 14.7%；再次是进口品的消费税和增值税，占14.3%。这四项税占了全部税收的85.7%。再加上个人所得税的7%，就是92.7%。其他还有消费税 5.4%，关税3.3%等。要分析税是从哪儿征来的，主要是分析这几部分税收的来源。

分析税负最后是谁在负担，在经济学里叫税负的归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表面上看中国的税都是企业在交。其实企业肯定会把税加到价格里去，不可能企业自 己掏腰包替消费者付税。企业的产品加税以后，消费者的负担加重了，产品的销量会减少，这是企业真正的损失。所以不论表面上是企业付税，或者是消费者付丹 税，最后都是一样的，税负都会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分担。分担个的比例由商品的消费和生产特点决定，是一个很难计算的问题。

但是从总体上可以看出，税收都直接间接跟消费有关。不论是超市买东西，或者是交电话费等等，其中都包含着增值税和营业税。连关税也是和消费有关。比如讲， 进口一台发电设备，国家征收了关税。这部分税负进入到发电的成本之中，最后是由电的消费者负担的。所以说，我国的税收最终是和消费联系着的。消费多的人多 纳税。不消费就不纳税。一般而言，从纳税的绝对数来看富人消费多，所以每个富人纳的税也多。穷人则相反。但是，如果拿相对值，拿纳税占收入中的比例来看， 结果正好相反。

       每个人的收入分成消费和储蓄。除开个人所得税，储蓄的那部分是不纳税的。你在抽屉里放上一万块钱，过了一年还是一万块，政府不可能从你储蓄的钱里征税。如 果你在银行里存上一万块钱，一年后也还是一万块（不算利息所得的话），政府不能从你的存款本金中收取任何税金。但是如果你有了消费，政府就有办法收你的 税。而富人的储蓄在总收入中占的比例高，也就是不纳税的部分占的比例高。所以相对于收入而言，他们的纳税比例较低。穷人则相反，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消费掉 了，这部分都纳了税。因为他们的储蓄比例低，所以不纳税的部分占的比例也低。

所得税应该和收入相联系。一个人有了收入就要纳税，不管你消费了没有。这比较合理。可是我国的所得税只占7%，而和消费有关的其他税种占了大头。这样的税 制设计，有利于富人少纳税，变成了累退税，是非常不合理的。因此我们税制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增加个人所得税的比例，降低其他税的比例，尤其是要对财产性收 入严格征税，把累进所得税真正落实。在发达国家里，个人所得税要占总税收的一半左右，而且都执行累进制。这个道理很明显，但是我国的税改至今还没有认真地 考虑如何增加所得税的比例，对财产性收入严格征税，并实行累进制。

　　县能不能办大学？这个回答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因为我们2000多个县，大县小县的差别太大。小的县十几万人口，大的县100多万人口。财政收入差别更大，可以差到100倍。至于能不能办大学不能一概而论。

　　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当然是好事。我感觉现在有一些县对文化教育很不重视。

一些县长就是不看报纸，不读书。干出很多荒唐的事，也不知道现在的潮流是怎么回事。报纸上登了很多荒唐的事。自以为当了官就是权利大的不得了了，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惹出很多麻烦，最后自己也下不了台。原因就是他们太不懂文化，太不懂教育了。所以，有这个雄心壮志，而且有一种对文化和教育的关心，这是非常好 的。我很赞成这种精神。但是说到现在我们要不要鼓励很多的县办大学，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当今大学的主要问题不是数量不够，而是质量不行。

　　扩招6、7年的时间了，扩招以后大学教育是什么样的形式呢？就是人增加的非常快，招生招的非常多，房子盖的很多，设备也买了不少。但是比较成 问题的一个是大学的师资力量非常紧张，紧张得结果就是师资水平降低。因为你扩招了这么多学生，大学老师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培养出来的，是10年、8年才能培 养出来的。扩招的速度到是很快，但是老师快不起来。本来是30人的课，现在变成100人。或者就是请不称职的老师。当然现在我们在大学里面请了很多回国的 留学生，还从其他行业挖了不少人。但是整体看，这几年大学老师的质量是在下降的。所以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增加大学，而是提高大学的质量。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生源的问题。现在大学扩招以后一个很明显的后果就是招生的质量降低了。因为高中还是慢慢的在改善，不能改善的那么快。我扩招了那么多人，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降低分数线。那进来的学生质量就不行了。现在学生的质量也降低，老师的质量也降低，这个大学整个质量就下降的很明显了。

　　所以我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大学质量的提高，而不是办更多的大学。从长远看，我们是赞成有条件的县办高等职业学校，不一定是大学。我 们看发达国家的经验都是走的这条路。职业学校发展的发达。中国的情况现在开始在改变。我们职业学校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现在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好找工作， 大学毕业的学生找工作困难。这也说明了市场的需要是客观存在的，你扭转不了它，你必须要适应它的需要。

　　我谈谈劳动力的教育问题。谈谈我的一些经验。大家知道我跟我的一些朋友们在北京办 了一个家政服务员的学校。五个人投了40万块钱，我是大股东，多投了一点。这个学校是不盈利的，我们是不分红的，也没有红可分。从02年办到现在，6年间 我们培养了1万多的农村妇女到京就业。一个民办学校只投了几十万块钱，能够解决1万人的就业，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就简单的说一说这个学校 怎么靠着民办教育起到这样的作用？这里面关键一点是我们得到了政府的帮助。

　　我们招生的90%以上都是当地的贫困妇女。每招一个生源，当地政府补贴800块钱。这800块钱中间有300块钱是教学费的，还有500块钱帮助这个孩子做体检，办证，买火车票，从他上车，一直到北京来。 政府花了800块钱培养一个学生到北京来就业。这1万多个孩子，我很关心他们的经验和他们的故事。有些文化比较好的学生写自己的故事，家里有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要出来，出来以后碰到什么事。非常有意思。这1万多人绝大部分都没有来过北京，很多人都没出过门。来到北京之后他们的人生道路改变了，看到了更多的 机会，学了更多的知识。有了更多的想法。每个月我都看他们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写 好多的故事，我想将来可以拍成一部电影，讲他们在农村怎么样，来到北京怎么样。有运气好的学生去了一些家庭，人家帮助他继续学习。这件事情非常好，但是关 键是有政府这800块钱的帮助。如果没有这800块钱的话，他自己要这800块钱是很难的。

　　我今天就是要讲这个事。政府出800块钱一点都不赔还赚了。是什么道理？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因为我是个经济学家，我明白这里的道理。一个人在农 村一年顶多能创造3000块钱的收入，通过农业的生产，一个劳动力在这样的贫困地方一年一般都是赚2000多块钱。来到北京之后一年能赚1万多块钱。你们 想想，从2000多到1万多，现在我们的阿姨一个月的工资是1000块钱，一年就是12000，去了吃的和用的一个月300块钱。从2000的收入变成1 万多，多赚了这1万块钱回家盖房子，帮助孩子上学，不管怎么样这个钱要花出去的。一花钱政府就要有税收。我们知道打电话要有税收，到超市得发票也有税。国 家收了多少税？收了你购买量的20%。所以他在农村赚2000多块钱也得买东西，国家也收税。现在到城里来了赚了1万多块钱，多买了1万块钱的东西。这1 万块钱政府收了2000块钱的税。政府帮他出来就业花了800，头一年就捞回去2000，实际上2000减掉800，政府赚了1200。第二年就不用说 了。

　　我们国家的税收是很特殊的。诸位大家交不交税？你们的回答就是交个人所得税，这个税很小很小。这个税才占我们整个税收的7%。还有93%的税你 都不知道是怎么收的？诸位感觉到收税了吗？没感觉到。你只感觉到收了我工资的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那个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因为你购买，你买东西有要收 税。这个跟我们办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你知道钱是从哪个渠道来，从哪个渠道去。中国社会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贫富问题。贫富问题的大问题就是就业问题。 不能就业当然就穷了。特别是农村的广大妇女。如果政府愿意把这个事想通了，我出去了800，捞回来了1200，不但没有赔还赚了。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拿钱的政府跟收税的政府是两个政府。拿钱的政府是扶贫办或者是劳动局，而收税的政府是税务局或者是财政局。扶贫办只看到 了我出的800，看不到收回来的2000。因此积极性就有所错位。政府通过就业的支出可以赚钱。我们这个学校是一个很初级的学校，收的学费非常低。所以政 府可以赚很多的钱。如果我们办一个高一点的学校，比如说修理汽车或者是美容美发这样技术复杂的学校，需要培养的时间长一点，学费要高一点。 政府也可以补贴。我告诉诸位一件事，我的女婿移民到加拿大去了，他现在干什么活？开大卡车。开大卡车先要上学，要花多少钱？花3000块钱。政府给他补贴 1000块，他自己就出了2000块，就把开车的技术学到了，而且有了执照。现在他有在那边干这个活。世界各国政府都有这样的办法，政府出钱帮助你就业。 而这个事在中国相当不普遍。我们现在的招收还有很多的困难。原因是很多政府不认这个帐，让我出800我不愿意出，结果他把赚2000块钱的机会给丢了。

　　所以今天我们谈劳动力的教育，我们应该特别的重视，应该呼吁政府多花点钱让大家学技术学本事来就业。谢谢！

来自搜狐教育。

　　这几天，全国政协委员张茵成了热点人物，原因在于她提交的三个议案：

　　1、降低富人税负，把月薪10万元以上的最高累进税率从45%减至30%。同时，相应提高各阶层收入水平税率的起征点，吸引国际上的优秀企业和优秀人才首先选择来中国发展。

　　2、张茵认为，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给一些企业增加了很多成本支出和风险，有些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甚至选择关闭。因此她建议，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条款，建议改为签订为期3-5年有期限的劳动合同。

　　3、进口环保设备免税。

　　张茵何许人也？

　　张茵，2006年胡润百富榜的中国首富。东莞玖龙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49岁，在2006年胡润百富榜上成为内地首富，张茵所领导的玖龙纸业市 值近千亿元，年销售收入98亿元，利润为20亿元。除东莞和太仓外，在重庆和天津正在兴建第三和第四生产基地。玖龙纸业已成为中国第一，亚洲第二，世界第 八的造纸巨头。

　　为此，张茵委员饱受非议，一些政协委员指责她，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竟然只为自己的利益说话，而不是为国家和人民说话。

　　且不介入为谁说话的问题，张茵的提案在经济学上有无可取之处呢？

　　为此，本网记者电话采访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请他就张茵提案中涉及的经济学问题给广大网友一个解答。

　　当明白记者采访的背景后，茅于轼先生首先表态，对于法律问题没有很深的研究，对于新劳动合同法中的很多条款都没有深入的研究。

　　降低富人个税，有道理吗？

　　对于张茵最引发争议的降低富人个人所得税的问题，茅于轼先生这么看，个人所得税累计税，并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对于目前45%是高是 低，降到30%，究竟是不是合理，还需要进行严格的论证。从世界范围看，税高了纳税人就要逃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是自愿缴纳，与成千上 万的月入10万元的富人比起来，税务机关的人力相对就少得可怜。究竟我国的税务部门能够保证多么高的纳税率呢？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新的不公平，老实纳税 的人交纳了高额的税金，而那些逃税的人则得到了巨额的奖励，这样逃税的人会越来越多，导致政府实际的税收减少。

　　保护工人利益，最好是建立工会

　　茅于轼先生表示，虽然对新劳动合同法中的很多条款都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是既然是合同，一个重要的原则，首先是应本着双方平等自愿的前提，这是一 个最基本的道理。既然是自愿、双方同意的，那么法律照顾一方权益，必然会损害另一方。如果企业不能有自由用工权，那么对于不好好工作的员工就失去了最后的 解决办法。

　　基于现在劳资双方不能进行势均力敌的谈判，特别是那些不具备很高的职业技能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在谈定劳动合同的时候往往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的情况，茅先生建议说，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允许工人自发组织工会，由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展开谈判。

　　目前我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基本上由政府代管，如煤炭工人，基本上都由政府出面，解决矿井内工作场所安全问题，事故损害赔偿问题；如农民工的欠薪问 题等等。但是，政府代表工人出面，只能是针对某些劳动者利益侵害严重的行业，不可能做到对劳动者普遍的保护，并且这种保护往往发生在劳动关系实际产生，劳 动者权益已经受到侵害的情况下，而不能在劳动关系建立之初对劳动者产生有效的保护。

　　如果能够允许工人，出于保护自身合法利益的需要，自发地组织建立工会组织，通过相对来说比劳动者个体要强大一些的工会进行劳资谈判，则可在劳动关系建立之初，即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产生有效的保护。

　　茅于轼先生认为，当然工会也不是一劳永逸解决劳资矛盾的一个办法，但是至少是一个很好的改进办法。劳资双方势力悬殊的时候还会产生要么劳动者利益受损，要么企业受损的情况，但是至少劳动者的权益可以在这个动态博弈过程中得到一定的保护。

　　在经济学上，经常出现好的想法会产生坏的结果的事情。如最低标准的设立，对于有工作的人，可能就是一个好事，对于失业的人，可能就会很难找到工 作。终身雇佣制，可能导致企业在9年11个月的时候，就和劳动者解除合同，因为企业总要出于自身的利润要求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劳动力成本上升，好事还是坏事？

　　对于张茵提案中提到了由于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外资企业选择外迁到印度、越南等地设厂的问题，茅于轼先生很明确地说， “劳动力成本低廉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的说法，只是从生产力角度而言，在我看来这正好是中国的劣势。试问，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改善人的生活，提高 人的生活水平，如果为了提高产业竞争力，刻意压低工人工资，则是本末倒置。”

　　茅于轼先生认为，目前沿海地区工人工资上升是非常好的事情，这并非是政府行为，而是纯市场行为。因为南方沿海地区劳动力供不应求，才有了工资上升的可能。

　　总体上这两年我国东部地区都处于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状况，虽然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压低工资是必然趋势，但是劳动者有了更好的选择，所以刻意压低 工资的企业必然会在劳动力市场受到好员工流失的惩罚。当然在缺乏工会保护的情况下，当企业强势、工人劣势时，企业刻意压低工资，削减福利的企图还会得逞。

　　企业员工如何实现双赢？

　　当记者问道，有些法律专家认为，通过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可以使员工对企业产生归属感和心理认同感，从而更加发奋为企业工作，最终实现劳资双赢的看法，茅于轼先生认为，归属感、认同感是企业文化的问题，不是劳动合同法可以解决的问题。

　　企业文化好的企业会善待员工，爱护员工，这样的企业才会留住好人，才会有竞争力，而企业文化不好的企业则恰恰相反。